跨境学童书包里的秘密:滴血验子后,64个母亲打掉了孩子

原标题：跨境女学童书包里的秘密：“滴血验子” 后 ，64个母亲打掉了孩子

文|苏惟楚 编辑|王珊

142支孕妇血样试管，藏在一名跨境女学童“快被撑开”的书包里。如果没有意外，它们将通过深圳罗湖口岸，被运送至香港，通过有关化验所进行鉴定。数天之后，提供血样的孕妇将得到一纸报告，被告知腹中的孩子是男还是女。

这也意味着，一些胎儿可能因为性别与家庭的期待不符，将永远失去降生的机会。

近日，深圳罗湖海关揭开了女童书包里的秘密。在大陆，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被视为非法，而在香港，这项技术是合法的。由此，巨大的血色产业链铺开。

《后窗》通过检索裁判文书网里的51份相关判决发现，在接受“滴血验子”的数百人里，64个母亲最终选择打掉孩子，这些案件集中发生在2012年至2017年 。

2015年，浙江警方破获国内最大的“寄血验子”案，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超过5万份孕妈的血液从全国各地寄到深圳，再非法带到香港。案件涉及金额超过2亿元，涉案人员上百人。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从招揽客户、跟客户对接、采血、运输、负责联系香港鉴定机构，织起了一条严密的网。

这些母亲在一辆轿车、一间出租屋，或者一间诊室里，任凭多半没有医师执业资格的陌生人抽出了血，再凭一纸报告，决定腹中骨肉的命运。

（深圳罗湖海关缴获的孕妇血样 图片来源网络）

留下和没有留下的女孩

收到鉴定结果后，33岁的山东母亲李方怡哭了。

她和丈夫在2014年生育了一个女儿，公公婆婆一直希望他们再生一个男孩。“我丈夫有两个姐姐，我自己压力蛮大的，虽然他觉得生男孩生女孩都无所谓。”

2018年，李方怡再次怀孕了，公公婆婆的期待让她压力倍增，“他们有时候会盯着你吃酸的还是辣的，一看我喜欢吃酸的就高兴得不得了。”婆婆还拿出一张清宫表拉着她一起推算，那是一张根据女性年龄和受孕月份测算的表格。“婆婆一看，哟，男孩，高兴。”

一直觉得“生男生女无所谓”的李方怡也开始着急了。她在网上和论坛里搜索，发现有人提到，可以去香港“验男女”，准确率高，而且“也没有太大风险”。那时，她怀孕7周了。

网上的客服同她确认了一些信息，包括怀孕周期、半年内有没有做过流产，一年内有没有生过儿子等信息——后两者可能会影响鉴定结果，随后帮她做了预约。

两周后，拿到港澳通行证的李方怡和丈夫前往香港，这间机构坐落在沙田区一栋商业大厦里。在同一层里，大约有七八家类似的机构。排在她前面的就是两个来验血的妈妈，钱是当场付的，4000港币。抽血室里，护士抽了她两管血，连同一早填好的信息，被装进了一个密封袋里。

鉴定结果在第二天下午就出来了，女孩。鉴定报告是这样表述的：“本样本中未能验出Y染色体DNA物质”。李方怡跟客服一再确认：“这说的是女孩的意思吧？”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我当时觉得有点难受，一下就哭了。那时我们准备从香港离开，我跟我老公说，我们还能要这个孩子吗，他说为啥不要”，李方怡向《后窗》回忆。

此后近一周里，李方怡情绪反复，她想留下这个孩子，又担心生下她会受“更大的委屈”。

直到例行产检，李方怡做了“胎心监护”。在肚皮靠右的部位，她清楚地听到“咚咚咚”的声音，像小鼓一样有劲儿，很快。

“医生说是个很健康的宝宝，我一下就舍不得了。”她沉默了一会儿，“都说胎儿不是人，但都听到心跳了，怎么就不是了？”

2018年12月，小女儿降生，有一头浓密的胎发，“手脚特别有力气”。

但不是所有人的孩子，都像李方怡的女儿一样，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

6年前，福建晋江人陈某生下第一个女儿，9个月后，她再次怀孕。在广场散步时，她收到一张小卡片，上面印有门诊、妇科检查、胎儿性别鉴定等字样。迫切想生男孩的她和丈夫拨通了上面的电话。陈某在厦门火车站旁边的商品房内接受了采血，进屋时，房间里还有三个孕妇和她一样，准备检查胎儿性别。

半个月后，陈某收到了快递的化验报告，得知怀的是女胎，立刻到漳州市前锋医院作人流手术。

和她在同一家机构进行验血的30名孕妇中，共有4人最终流产或引产。

《后窗》检索到的51份判决书里，“滴血验子”的家庭大都来自浙江和福建两省。

在浙江永嘉警方破获的国内最大“寄血验子”案中，警方曾走访了当地十多名寄血验子的妇女，她们大多来自农村，以二胎孕妇为主，为生男孩而选择“寄血验子”。其中至少有三四人因鉴定结果为女婴而选择流产。

接受《今日说法》采访时，做过鉴定的母亲小张说，在收到男孩的报告结果后，她长出了一口气。

“查出是女儿，我肯定失望，我有个女儿了。”

“查出是儿子，我肯定会高兴。感觉待遇会好一点，出来会有面子一点。别人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

“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

（某中介在微博上的广告）

血色产业链

发布广告、招揽客户、采血、运输、负责联系香港鉴定机构、反馈鉴定结果。胎儿性别鉴定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在判决书中，有人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在当地招揽客户，有人散发小卡片，有人通过微博、QQ等途径发送广告，并逐渐发展各地介绍人，从中获利。

《后窗》发现，在知乎、微信、微博，甚至小红书、宝宝树、妈妈帮这类社交软件上，都有关于“香港DNA验胎儿性别”的广告。以小红书为例，《后窗》注册了新的账号，刚关注了一则与产育相关的信息，便有客服主动发来私信：“要了解验男女吗？” 他宣称，鉴定结果准确率99.9%。

验子的途径有几种，亲自去香港验；寄送血液去深圳，再被送至香港检验。价格不一，前者贵500至700左右。

公开资料显示，与孕妇对接的都只是中介，在香港，真正做鉴定的化验所基本不对个人开放，大都需要通过诊所或其他机构转介。孕妇的每一次被转手，就有一层利润。

以浙江林某甲夫妇为例，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他们与居住香港的施某合作，以一人6000元至7500元的价格抽取孕妇静脉血，其中一次提成800元。随后，这些静脉血被打包通过客车托运至深圳，由施某派人领取并过境到香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半年里，林某甲夫妇为100多名孕妇抽血，获利8万多元，其中三人知道胎儿性别后做了流产。

湖南人李小平不是第一次做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了。43岁的他中专学历，并没有《医师资格证》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在6年前，他和妻子在湖南省隆回县开设了“华康诊所”，主要通过一台黑白B超机为就诊的病人及孕妇做包括胎儿性别在内的检查。两年后，机器被当地卫生部门执法人员收缴，他又购置了一台，继续帮前来就诊的孕妇鉴定胎儿性别，每例收费300元至500元不等。

连续三次被处罚后，李小平将检查地点搬去了一家宾馆，并通过微信联系一位名为“A湘雅远程生殖-邓”的微信好友，对方称可以为怀孕早期的孕妇抽血送香港鉴定胎儿性别，准确率极高。每一例送检血样李小平向患者收取的费用为3500元至4200元不等，而这名“邓总”则获利2800元。

而在浙江永嘉警方查获的利益集团里，有一个被称之为“青云帮”的血色帝国，其中涉案金额达到了两亿。负责人林某在2013之后的两年内，发展了30多家公司、120多名员工及200多名区域代理人。

他招募的员工里，大多为深圳等地90后、80后女性。每个参与到胎儿性别鉴定的部门人员，以高额工资、搭股分红的形式笼络。主办民警曾称，部分骨干成员，月收入高达20余万元，普通员工也有数万元的月薪。其中，一个中介业务员单月的业务利润就达到33万元。

血液是进出海关的违禁品，但判决书中少有具体描述，上万份的血液样品是如何从深圳送至香港。直到日前带血跨境的女童被海关拦下。12岁女孩自称，受人委托携带物品出境，过关后交给一位叔叔，就能获得“带工费”，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但这条分工细、链条长的产业链，忽视了最基本的安全问题。

判决书和公开报道显示，这些孕妇通常在通关口岸的车站旁，或者在一间民房中，或者在一辆轿车里，接受采血。

采血针、酒精棉、试管的安全和来源少有人提，公开资料中也称，一些“是通过快递的方式从上线处获得”。

而无职业资质的问题在判决书中比比皆是。

一位“驻地医生”曾在私人医院做过收银员，她被一家香港医疗中介服务公司聘请在深圳为孕妇采血。每接一个孕妇，她获利1000元。

《焦点访谈》的记者问她：“你是医生吗？有资质吗？会抽血吗？”

她摇摇头。

（北京某医院B超室门上张贴的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的宣传画。）

刀，本来是无罪的

在一个名为“香港验血DNA性别鉴定无创hk”的微博中，可以看到多份鉴定结果截图和对话。

一些妈妈在生下孩子后，会发来照片，大都是男孩，附一张婴儿生殖器照片。“之前一直在担心呢”“准准的”“来讨个大红包啊”，妈妈们说。

“准不准，小XX知道，香港验血性别鉴定帮您圆梦。”博主说。

但成百上千份鉴定报告背后，没人看见那些不被期待的孩子。

一个自称帮助预约胎儿性别鉴定的香港员工在知乎上发帖，“这些年来由于内地二胎政策的原因，不少大陆夫妇来香港做检测，接触了不少家庭，二胎也不全说为了儿子，也有不少求女儿的，毕竟儿女双全谁都想要。”

对于这项在香港合法的技术成为杀人“帮凶”，她表示“有些震惊”，“只有思想上摆脱重男轻女，才会减少悲剧的产生，毕竟没有这项技术，他们还会找到别的方法替代。”

她点赞了另一条评论，刀本身是无罪的，拿刀砍人才有罪。

事实上，产前性别诊断有其存在的意义。这类方式包括“滴血验子”、也包括B超检验。以“滴血验子”为例，这是通过采集孕妇的静脉血，利用DNA测序技术分析。孕妇的染色体是XX，如果在母亲的外周血中检测到Y染色体基因，则说明胎儿性别为男。

在我国，只有出于医学需要的产前性别诊断才被允许，这大多是出于“优生优育”的目的。

具体说，就是通过这项技术检查出一些染色体遗传的疾病和先天性疾病等，比如血友病和红绿色盲，男性的患病率远大于女性，在家族中有这类遗传疾病的，选择生育女性才能避免疾病的遗传。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产前性别诊断被滥用，成为人为干预下一代性别的“帮凶”。其中，地下B超鉴定，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仍占据更为广阔的市场。

2012年，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友华和胡小武在其论文中指出，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是导致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2015年的一份对黑龙江省6县所做的调查印证了这一观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国家之一。国际社会公认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02-107（100名女婴对应男婴），而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数据持续上升，最高峰是2014年的121.18。在查获最大规模“寄血验子”的浙江永嘉，当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36。

被引产的除了大多数的女孩，也有男孩。“我妹妹去香港做了鉴定，男孩，就流产了。”一名微博网友发了这样的评论。

（某社交媒体上去香港鉴别胎儿性别的内容）

那么，孩子有没有被生下来的权利？谁有权利去决定这个胎儿的生死？

“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议，不管在世俗社会还是宗教”，张迪，北京协和医学院从事新兴技术和卫生政策的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告诉《后窗》，“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受精卵形成之始就是人，所以流产是被禁止的。但在世俗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

张迪称，在世俗社会，有的人认为孩子在第7周或者第8周成型了，尤其对于孕妇而言，她看到B超的照片，可能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她会觉得这是一个人，一个孩子，我不能杀掉他。但一些人不会这么觉得。”

另一种是法律上的界限，比如我国坚决杜绝“大月份的引产”，指的是怀孕24至28周的孕妇，“除非严重畸形这类医学原因,不然，因为性别的原因医院是不应当执行的。”

“对于很多医生来说，流产的过程让人非常不适。你要把在子宫里把这孩子给杀死。无论是用药物，或者是用产钳，把头、器官夹碎了，让孩子在母体里面死亡。”也因此，张迪的一些台湾医生朋友坚决不做这一类手术，“除了公安局送来的强奸怀孕这一类，他认为胎儿就是一个生命，他们知道这会对胎儿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不忍心去操作。 ”

张迪指出，表面上，决定孩子去留的权力被转嫁给孕妇，但在中国，一部分女性很难依凭个人意愿做出决定，“她会受到丈夫甚至整个家族的压力。”

在中国互联网上，关于胎儿性别而引发的家庭矛盾随处可见。裁判文书网显示，2015年，广州越秀区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离婚诉讼，女方称，男方家庭通过医院熟人进行B超检查，得知胎儿性别为女之后，男方和父母多次要求女方堕胎，在被明确拒绝后，不断辱骂，并声称孩子出生后也不会承担责任，直到孩子出生后一年，所有的费用都由女方承担。

在浙江永嘉，另一个女孩称，当地许多青年男女都会选择先订婚，生下孩子再领结婚证。她的一个朋友，在生下女婴后，婆婆第一句话是：“再生一个吧。”

“后来，他们也不在一起了。”

（根据受访者要求，李方怡为化名）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本站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