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必然伴随人口老龄化？财富分配不公才是最大原因

原标题：经济增长必然伴随人口老龄化？财富分配不公才是最大原因

■ 文 | 张洪平

前段时间，某知名自媒体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着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后者是前者躲不过去的副作用。虽然论证看似头头是道，但经济高速增长与正常的人口结构，两者真的不可兼得吗？我认为其实是有可能的。

首先我们来看该篇评论的核心逻辑：1.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统一大市场；2.马太效应使中国大城市提供了超高收入的机会；3.想要获得超高收入，个人就要非常努力，压力很大，活得很累；4.人们会因此预支现在的时间、精力，包括生孩子的机会。

结论：“竞争强度大一大，生育意愿当然就普遍降低。”

该文还举了一个经济发展必然伴随人口滑坡的侧面证据。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20%，2017年超过50%，即95后有一半以上都是大学生，而全世界的普遍规律是学历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结论是众多的大学生为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打下了人力资源基础，但也为中国的人口滑坡奠定了意愿上的基础。

我认为该文章的两个论证都经不起仔细推敲。

首先，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常态，论竞争烈度，“小国寡民”状态未必低于统一大市场国家。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可能也为了虚荣心，每个人无时不刻不处于竞争之中。只不过在“熟人社会”“非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可能有多种形态，比如暴力、权力、关系、论资排辈、排队等等，而这些竞争模式都会带来“租值耗散”，造成无谓的损失，所以在历史的试错过程中逐渐被淘汰了。

竞争方式的改变，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一个今天的中国人，如果只是想要活着，那是毫无难度的，反倒是想要饿死成了一件难事。但如果想成为人上人，登上人生巅峰，虽然难度呈指数级提高，但时代给出了相应的机会。现代社会的竞争模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努力程度与结果之间，关系更直观、更加可衡量的方式。

不过就整体而言，并不能断言今天的竞争压力更大了。感觉竞争压力太大的，往往是想要不断往更高阶层跃升的奋斗者。当然，这一群体的绝对数量并不少，尤其在近二十年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个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天赋快速积累财富，这种示范效应让大多数人在拥有梦想的同时，也更加焦虑。

但将生育率降低的原因全部归罪于竞争加剧 ，未免以偏概全。部分年轻群体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确实会影响生育意愿，但这最多也只是对部分人产生影响的因素。我认为另有更关键的原因，稍后详述。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论证，即高学历导致低生育率。大学入学率高，一方面是扩招政策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大家为了应对竞争，依照“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传统思路，设法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一种结果。

因此受教育程度高，与生育率低，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充其量只是“竞争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一个佐证。

对于生育率降低，我认为更关键的原因是财富分配模式出了问题，导致生活成本占比太高，挤占了能用于养育孩子的资源，倒逼老百姓减少生育数量。

在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时，国际通用的指标之一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如果为0，说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为绝对平均；如果为1，说明收入分配为绝对不公平。即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反之则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之后出现了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但2003年至今从未低于0.46，且从2015年开始再次出现上升趋势。

苏宁金融研究院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依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将全国居民人数进行五等份分组。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遥遥领先其他其后80%的人群，是收入最低的2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以上。

收入差距大并不能直接影响生育率，但如果低收入人群同时还面临高涨的生活成本之时，生育率就会被压垮。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生育率垫底的地区，或者是育龄人口流出地区，或者是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地区。育龄人口为了追逐更高收入迁往发达地区，这很正常，但人口流入地区的出生率也下降，我认为只能归因于生活成本太高。

用于民生项目的公共开支不足，老百姓只能被迫节衣缩食。 以住房为首，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需求全面推向社会，老百姓不仅要自费解决因资源稀缺导致价格高企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还要通过高房价向地方政府输送土地财政资金，这“四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

老百姓手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开支增加了，此长彼消，养育孩子的资源减少倒逼民众减少生育。 除了持续3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有心无力”是保持生育率的最大难题。老百姓不仅透支了未来30年的消费能力来还房贷，为了补四座大山这堵“西墙”，还必须拆其他消费的“东墙”，能够分配给子女的资源比例只能减少。而子女的养育、教育价格连年大幅上涨，倒逼老百姓减少生育或不生育。

出生率下降既是民众面对现实压力的无奈选择，也可以视为对贫富分化现状的一种“消极反抗”。 既然活着这么累，不如索性不生孩子，既可以提升自身生活质量，也不让下一代延续自己的苦痛人生。

理所当然的，这种人口结构的社会不具备可持续性。虽然今天貌似烈火烹油，但未来必然不断滑坡，最终走向崩溃。我们不应视生育率下降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现象，而应该充分反思现行的社会、法律等各方面制度，让财富分配更加公平。

当然，让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分配模式也是要反对的。这些拉美国家普遍是“未富先福（利）”，轻信了民主主义的神话，但实际中却是谁承诺给民众的福利越多，谁就能当选。但这些福利不是白来的，要靠透支产业发展的动力，以及借各种国内国际的债务。当造血能力越来越弱，出血越来越多，国家经济结构被债务压垮只是时间问题。

改变既不能激进，但也不能拖延。涸泽而渔式的财富分配方式（包括房地产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不改变，不仅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潜力将被透支，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对立与冲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建立百年之后，将迎来一次因剧烈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危机，如果能处理好，国祚还能延续百年以上。这个规律到了今天仍然成立，现在动手缓解还不晚，我们不应等到积重难返才悔不当初。

我认为应当从国家层面制定法律，抑制财富向少数人的过度集中，使“效率与公平”的天平往公平方向倾斜，这样才能使社会与国家行稳致远。 2018年的影视行业“限薪令”在客观上起到了类似效果，但我认为采取更高比例的“富豪税”也许效果能更好。通过增加富人群体的征税，扩大民生项目的公共开支，为老百姓降低生活成本。

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财富分配模式，不仅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使社会运行更平稳。 毕竟笑到最后的，才能笑得最好。

总结一下，人口出生率下降，虽然有现代社会竞争加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生活成本的飞涨，能用于养育孩子的资源相对减少，老百姓只能被迫减少生育。这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财富分配方式的失衡，现阶段应注重增强公平性，才有可能使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稳定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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