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是世界收入格局的分水岭，中国对减少全球贫困贡献了76%

原标题：蔡昉：1990年是世界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水岭，中国对减少全球贫困贡献了76%

编辑/张骞

4月27日，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表了关于全球贸易下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讲。

蔡昉表示，1990年是世界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全球化只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展中国家很少参加世界贸易，并未从中收益，也未减少世界范围的贫困。

1990年之后，很多原计划经济国家加入了全球的分工体系中，中国也开始申请加入WTO，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真正的按照李嘉图比较优势进行的贸易分工和交换。发展中国家将自己便宜的劳动力凝结在产品里，交换发达国家凝结了便宜资本的产品，双方实现共赢。

蔡昉指出，在此过程中，低、中等收入的国家发展迅速，相对收入快速增长，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则趋于下降。这在理论上是一种自然的趋同现象，导致世界相对差距的缩小，全球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仅中国就对此贡献了76%。

相对收入的增速走向相背，引发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质疑。蔡昉回应到，全球化对参与者都有利，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通过市场直接获得了利润分配，但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获利，这一利润并不能自动分配给劳动者，反而出现了中等阶级的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发达国家要做的应该是本国内的财富分配工作。

对中国来说，人口红利消失，资源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也要下降，因此潜在增长率就要下降。以往依靠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部门就能获得疾风暴雨式的大发展已经不再可能，需要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也需要社会政策保护弱势群体，比如对转岗的政策。

他在最后表示，经济学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收入分配地改善，政府和市场孰优孰劣、如何结合，不是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今天的题目是：在全球化中怎么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的获益者之一。我想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一看全球化里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说到全球化，我们知道是货物、资本、思想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因此资本的流动和全球贸易是最重要的指标。说到全球贸易，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回归李嘉图”，通过不同的优势交换生产要素，通过产品的流动，各自得到自己的收益。事实上在1990年之前，世界贸易不是这样的，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没有或者很少参加世界贸易。但是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产业内的贸易。很显然，这个全球化不能让发展中国家获益，也不能减少贫困。

但是到了1990年之后，中国开始申请加入WTO，十年以后加入了。很多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现在也进入到了全球的分工体系中，因此真正有了一个“回归李嘉图”的交换比较优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用自己便宜的劳动力，凝结在产品里面去交换发达国家便宜的资本凝结的货物，因此大家都获利。我们以高收入国家为例，他的出口和进口的对象都在1990年之后，逐渐转向了发展中国家，这样真正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交换不同的生产要素，同时也回归到了“李嘉图”原来的增长理论。

1990年后才真正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低收入国家发展更快的趋势，因为他们从全球化中真正获益了。 这样以世界平均人均GDP水平为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 高收入国家相对收入在1990年之后，是趋于下降的。 中等偏上国家的相对收入是提高的，中等偏下国家的相对收入增长更快。最近这些年，低收入的国家相对收入保持在略有提升的趋势，这是一种趋同现象。

过去我们在理论上一直认为的趋同现象，在1960年到1990年期间，没有看到。只是在1990年之后，才有所体现。我们还不能证明真正有很显著的驱动，但从趋势上看，趋同的含义是资本回报递减，越是穷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随后增长速度应该更快一些，意味着在向发达国家靠近。

这个趋同就可以导致世界的多极化，世界相对差距的缩小，我想这是1990年这一轮全球化最重要的特点。

如果说再补充一点证据，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全球贫困的减少，可以看到从1981年到2015年间，全球的贫困在1990年代以来，才真正大幅度地减少。主要的贡献是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对全球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贡献76%。撇开中国，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说明了“回归李嘉图”的国际贸易，使得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的国家。

那是不是全球化只有低收入国家获益了，其实不是的。回归李嘉图的贸易，意味着 发展中国家更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出去交换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这个红利劳动力通过市场直接得到了红利。

但是在发达国家，是资本变得更加稀缺了，因此得到了更高的收益。比如美国， 最典型的情况是资本得到了更多的收益，但是不能自动被所有的劳动者分享，反而出现了中等阶级的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中间技能的产业岗位的消失等。 不是因为全球化，也不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竞争，而是因为他们的自动化，与此同时， 他们没有好的再分配社会政策。

同样的发达国家，瑞典和美国的收入差距可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富有的20%人群，在美国掌握财富的84%，瑞典只是30%，可见再分配是有意义的。

在中国，经过了两个阶段，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分享。第一个阶段，2004年之前，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在这期间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什么增长，但是他们仍然从劳动力市场扩大就业中获益，因为外出规模在大幅度的扩大，只要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挣到的工资就比原来的收入高很多，因此拿转移出来的人数总量乘上平均工资水平，那么他们获得的总收益仍然是巨大的。

2004年之后，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也就迅速的上涨，尽管这个时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相对慢了，但是他们通过工资的上涨获得了收益。这个阶段已经逐渐变化。我们在2010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人口红利消失了，意味着资本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要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要减慢，资源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也要下降，因此潜在增长率就要下降。

下降的同时，我们要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靠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那种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急风暴雨式的速度，不太可能了。更多的需要充分的竞争，所谓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在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加需要社会政策，提高劳动资本，保护弱势群体，包括人们转型和转岗。因此 政府和市场它到底谁优谁劣，或者如何结合，不是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我写了一个标题叫做一个灵魂两个面孔 ，经济学除了不能导致自然而然的收入分配改善之外，也并不自然而然导致技术无限的渗透 ，渗透到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角落。今天只有一半的时间，我就讲了前半部，希望下次再请我，我再讲后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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